□ 多想一點

□ 劉星

漫畫/高岳

《回響》是一部小說，講述女警破案，且破案時還要“破解”丈夫是否有外遇的故事。主線的思考敘事，大體是貝葉斯推斷，即根據(jù)所獲信息，調(diào)整概率判斷，作出認定。小說好看，疑問迭起，細節(jié)纏繞，又線索清晰；盡管結局有些意外，但合情合理。

筆者分析《回響》，并梳理其中與法律有關的貝葉斯推斷，有兩點理由：2023年，《回響》獲茅盾文學獎，屬上乘分析樣本；內(nèi)容是偵破，案犯、丈夫雙線平行且彼此映照。

雙線交織的情節(jié)脈絡

先說《回響》的主要內(nèi)容。

一名年輕女性被殺。嫌疑人若干，可稱A、B、C、D。所謂破案，即尋找證據(jù)，不斷參考和排除，以求認定案犯。此案復雜，一番周折之后才捕獲動手真兇——但動手真兇在A、B、C、D之外，且疑似精神疾病患者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女警破案之際，發(fā)現(xiàn)丈夫與被害女性有空間交集，另有開房記錄，于是開始“雙線偵破”。丈夫有理由被質(zhì)詢：他是文學教授，心思活泛，和其他女性關系模糊。當然，每次發(fā)現(xiàn)證據(jù)，女警會排除、保留，然后繼續(xù)追證。但也因聰明過人，女警在懷疑中自我折磨。結局是：案子破了，可女警離婚了。

再說貝葉斯推斷。

《回響》用這種推斷展開敘述，并不新奇——通常推理小說，均以此為能事。但從一個點，即女警推斷，發(fā)散至破案和“破情”兩個方向，且有節(jié)奏地憑這種推斷交織形成“回響”，是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。

說起這種推斷，我們應該都很熟悉：走在街上，拜會朋友，工作交流甚至談情說愛等，無不需要。如果沒有這種推斷，真是糟糕透了。貝葉斯推斷，實質(zhì)上是概率估算的逼迫：只要面對世界，就會遇到不斷的“可能”，而這些“可能”容易使自己變得心里沒底。要生存和做事，我們只能根據(jù)得到的信息，探求概率答案，以持續(xù)適應環(huán)境。

想來，《回響》的作者是得意的——能這樣寫故事，應是極為興奮的。因為在他筆下，女警的貝葉斯推斷，融于情感生活的類似推斷，以及其他社會普遍化的類似推斷之中。這是有趣的混合迷宮，促人想象，很可能引來讀者全神貫注的參與。

筆者正是被這個故事吸引的人之一。接下來，要講講情節(jié)的關鍵之處。

第一，年輕女性為何被害？她是A的情人，逼A離婚，但A拒絕。兩人開始博弈，A的原配亦被卷入；而B是A的親侄，見事態(tài)發(fā)展，揣測A的意圖，展開謀劃。

第二，C出現(xiàn)，是因為B的計劃與聯(lián)絡。B讓C將年輕女性“送走”；C承諾讓年輕女性離開A，費用不菲。同時，C又出于情感寂寞，對年輕女性上心，遂為其獻策，上位替代A之原配——C似“雙面間諜”。D之所以出現(xiàn)，是因為供職移民中介，可伺機安排年輕女性出國——“送走”，故C委托D辦結。但D找了1名務工人員，支付1萬元酬勞，意思是讓其“搞定”年輕女性；最終精神有障礙的務工人員，認為“搞定”是殺人，然后作案。打緊的是，這些過程的證據(jù)，撲朔迷離，出乎女警預料。

第三，女警丈夫被疑出軌，事出有因，但來龍去脈不清，似有非有。他無法解釋為何開房，為何特意為一位女作家寫評論。就連女警為其買了新內(nèi)褲，其依然不換舊內(nèi)褲，都被其解釋得像是“做賊心虛”。但女警始終沒有真憑實據(jù)。所謂“雙向偵破”，起因是刑案剛發(fā)生，女警即在錄像中發(fā)現(xiàn)，被害女性曾似在酒店等人，背后正是她的丈夫。

第四，因持續(xù)判斷信息，矯正概率方向，加之被丈夫的出軌嫌疑擾亂心緒，也需信息甄別，女警身心俱疲。她懷疑很多人，還懷疑自己，精神近乎崩潰。但她頑強不棄，最終破案，圈定A、B與那名務工人員為共犯。同時，她也離婚了，偶有對“青年”同事動情。

當然，還有其他情節(jié)可列，但上面四點足夠。它們給人的印象是：人物的行動帶動了人物的推斷，而同樣后者推動了前者——世界的概率邏輯，本身便如此。更重要的是，小說開始展現(xiàn)的女警干練形象，似漸消匿于這些關鍵轉折中。

貝葉斯斷案存在的悖論

問題是什么？

稍后作回答。先說我們習慣怎樣理解。我們會習慣性地問：女警象征的法律意義的貝葉斯推斷，與社會普遍存在的一般類似推斷，彼此是什么關系？

不難理解，女警群體的出現(xiàn)，是社會分工的結果。人們需要該群體，探剿邪惡。當該群體成為職業(yè)、專業(yè)、行業(yè)時，其行事方式會特定化。尤其是隨著科技工具發(fā)展，如指紋采集、血液分辨、DNA檢測、人臉識別等，行事方式會與普通人漸行漸遠。隨之而來的思維方式，亦有類型化。所以，女警式的貝葉斯推斷，與社會一般化的類似推斷不同且技高一籌——比如自己丈夫、其他嫌疑人，還有動手真兇。

這是對現(xiàn)代性的認識——直線前進、由低至高的社會發(fā)展觀念，現(xiàn)代職業(yè)、專業(yè)、行業(yè)的呈現(xiàn)是其表現(xiàn)之一。它對嗎？應該對，但也有疏漏。有些社會分工的產(chǎn)物，比如工業(yè)社會的精密制造、芯片研發(fā)帶來的“推斷”門檻，清晰明確。有些似乎并非如此，諸如刑偵之類的貝葉斯法律斷案。它想建立“推斷”門檻，讓外行望而卻步，但往往不得不與“外行”的日常推斷彼此交織——不是因為專業(yè)性失效，而是因為法律面對的世界，本身就與日常經(jīng)驗密不可分。前面女警的偵破操作，正是一個縮影。

除此之外，帶有現(xiàn)代性特質(zhì)的貝葉斯理性斷案，還存在一個悖論：它得出的結論，有時可能源于意外，甚至會出現(xiàn)自我潰陷的情況。女警最終認定精神疾病患者為存疑兇手，而她自身也深陷精神迷失、婚姻破裂、難以掌控個人情感的困境，這就是這一悖論的具體表現(xiàn)；同樣，她的丈夫、案件中的各類嫌疑人，以及真正的動手兇手，也都存在類似的困境，無一例外。

因此，女警象征的法律意義的貝葉斯推斷，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一般類似推斷很是接近——與其說不同、技高一籌，不如說實為后者的一部分。后者擁有的變化系譜，前者并不乏見。也因此，卡夫卡式的法律理性——沉悶、微型變異——未必讓人安寧，這毋庸置疑。

理性背后的尷尬與堅守

說到這里，該講問題是什么了。

問題是：《回響》中女警的干練形象，為什么逐漸消匿于前述所有場景？貝葉斯推斷的核心在于，當謀求事成，勢必依賴已有信息的儲存和更新，但儲存和更新總處于時間線上。時間推移，信息將會變化，概率決定也隨之變化。也因此，為求事成可能事與愿違——女警破案成功，但真兇卻疑似精神疾病患者。精神疾病患者象征著理性的成本付出或許收益甚微。成功，還可能消融于并行的丈夫出軌一事的理性證實、其他嫌疑人疑點的理性證實。這一證實，可能會以離婚收場，或者表明女警自己本身也未必是理性的——與“青年”同事的情感糾纏不清，也可能會以無法證實某些嫌疑人的事實收場。

貝葉斯推斷是我們應對日常的基本思維方式。過去有，現(xiàn)在有，將來還有，不會因為社會分工、社會演進，包括工業(yè)社會的科技進步而有改變。它帶來了理性的驕傲，也帶來了理性的尷尬。但，理性是永恒的。

所以，《回響》最后提到：女警女兒，天真又認真地說，自己以后也當女警，繼續(xù)破案。

（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）